报载，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禺山社区一位准妈妈要生小孩，按照惯例，居委会贴出了一张《公示》：“兹有我社区居民×××，婚后经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鉴定患不孕症，依法收养一男童×××后又怀孕。现将批复同意其生育第二个孩子。”《公示》被一名律师传上微博后，引起热议。
从制度设计上看，申请生育二胎的公示内容应为夫妇双方姓名、女方年龄、第一个子女出生时间等基本信息。通过公示，可以扩大社会监督。然而在操作过程中，由于程序设置不合理，导致公共政策变味。
不论是收养小孩，还是再婚，抑或是不孕症，都属于个人隐私。个体的隐私权与公众的知情权形成了张力，一旦把握不当，就有可能失衡。“不孕症公示”不仅侵犯了这对父母的尊严，也对被收养男童造成了精神伤害。
“不孕症公示”的简单粗暴，既有制度设计上的软肋，也有执行过程中的短板。一个值得寻味的问题是：有些街道要求社区进行计生公示，有些街道却没这个要求。
事实上，“不孕症公示”的效果并不如人意。如果社区居民彼此熟悉，只要公布夫妇双方姓名等基本信息，邻居们就会对号入座；如果社区居民彼此陌生，即使公布了不孕症、收养信息，邻居们依然无法实施监督。
计生公示要适可而止，以“最大的善意”来保护公民隐私。如果说贫困生“助学金演讲”有公正无隐私的话，“不孕症公示”则是有知情权无隐私权。杨朝清 社会学研究生 (来源：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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