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涛/图 帆帆、淇淇、倪倪……孩子，茫茫人海，我到哪里才能找到你？今夜，你又在哪片屋檐下流浪？记者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了解到，近三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对38件拐卖或拐骗儿童案件提起公诉，49名被告人得到应有惩罚。然而，仍然有很多家庭遭遇骨肉分离之痛，他们的孩子至今不知飘落何方。 防不胜防，熟人竟对孩子下手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法学博士黄勇告诉记者一组数据：2009年至今，全市检察机关以涉嫌拐卖儿童罪批准逮捕24件36人，提起公诉25件34人；以涉嫌拐骗儿童罪批准逮捕16件16人，提起公诉13件15人。检察机关办理的这些案件，85%以上发生在宝安区和龙岗区。 犯罪嫌疑人王某林等三人为牟利，商定拐卖老乡徐先生的孩子。三人来到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固戍社区徐先生开的店铺，用糖果逗徐先生4岁的儿子玩，趁徐先生不注意时将孩子抱走。王某林将小孩带到广东省佛山市姐姐家里，谎称是朋友的孩子，要找人收养。其姐夫得知此事，斥责他们为什么要把孩子给人，并催促他们离开。王某林等人见一时找不到下家，就将小孩遗弃到当地一家小店门口。该案经宝安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2012年4月5日法院作出判决，其中王某林被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罚金一万元人民币。 “宝安和龙岗地处城郊结合部，流动人员密集，孩子没有固定人员看管，容易丢失。”本案承办人、宝安区检察院检察官张小芹提醒市民说，不少拐卖儿童案件都是“熟人”作案，其中包括邻居、老乡、房客等。由于双方认识，孩子父母往往疏于防备，小孩很容易被拐走。 分工明确，形成拐卖儿童利益链 检察官告诉记者，深圳绝大部分拐卖儿童案件属于犯罪嫌疑人临时起意，但仍有极个别的拐卖儿童团伙从拐骗、中转、中介到贩卖，形成了分工明确、衔接紧密的利益链条。 犯罪嫌疑人“唐哥”先后将三名女婴交给李某强，李某强指使张某新分三次带着婴儿从广东省廉江市乘坐大巴到深圳，从深圳中转到河南安阳，再坐车前往河北邯郸，通知当地接头人“吴姐”将婴儿接走转卖。每成功“运输”一个小孩，他们可获利1000元人民币。 张某新第三次运输女婴时，在深圳机荷高速公路鹤州收费站被抓获。公安机关顺藤摸瓜，又将李某强抓获。然而，处于链条上游和下游的“唐哥”、“吴姐”却就此销声匿迹。宝安区检察院根据现有证据提起公诉后，2011年，李某强、张某新被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金5000元人民币。 匪夷所思，亲生父母卖掉孩子 孩子本是父母的宝贝，但令人想不到的是，有的父母却亲手卖掉自己的宝贝。 被告人吴某明已婚，儿女俱全。其在外结识江某后，以夫妻名义同居。2006年，江某生了一个男孩，因小孩患病，吴某明称将其送回老家治疗，江某从此再未见到儿子。2010年，江某又生了一个女孩。吴某明以上户口为由，从江某手中骗走孩子，随后隐瞒了孩子的身份，通过中间人介绍，以9000元人民币的价格将其卖掉。2011年，经宝安区检察院提起公诉后，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和重婚罪数罪并罚判处吴某明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人民币。 宝安区检察院检察官欧阳山分析，“在被亲生父母贩卖的孩子中，非婚生的孩子占一定比重。有的是因为父母关系不稳定，为避免孩子成为自己的拖累或者对方要挟的砝码而卖掉了孩子；有的则是缺乏抚养孩子的能力，或者无法承受家人的责难及社会的歧视，迫于种种压力卖掉孩子。孩子是无辜的，却不幸成为大人不负责任的牺牲品。” 认证困难，打拐案件办理难度大 尽管公检法机关都十分重视打击拐卖儿童犯罪，但是检察官告诉记者，打拐案件办理有较大难度。 “拐卖儿童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要具有出卖的目的，但犯罪嫌疑人在抱走孩子那一刻的主观故意很难证实。”龙岗区检察院检察官罗淑君说。 在一起父亲贩卖亲生儿子的案件中，检察机关本来以拐卖儿童罪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但犯罪嫌疑人庭上翻供，称其并无拐卖儿童的想法，只是以卖孩子为名骗点钱花。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对其定罪处罚。被告人何某某（已判刑）在龙岗区横岗一家发廊将被害人刘女士的女儿抱走，薛某具有为其联系买家的重大犯罪嫌疑。然而，薛某落网后矢口否认其和何某某认识，更不承认卖过孩子。最终由于证据不足，检察机关依法对薛某作出存疑不起诉的决定。 黄勇博士告诉记者，刑法对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行为规定了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如果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有买方市场才会有卖方市场。如果法律不能对买方市场产生足够的震慑作用，拐卖儿童的行为不会绝迹。” “在打拐中，民间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令人刮目相看。像去年初微博上掀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活动，帮助一大批失散的孩子重归亲人的怀抱。”黄勇博士说，深圳要更加重视发动民间力量参与打拐，推动社会各方面形成打拐合力，为孩子铺就一条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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